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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强烈的压制之下，南渡百年以来，太学生上书请愿一共也没几次。史弥远在这几年里，对理学之士、朝廷故老极其优容，所以政治上的争斗很少引动到太学，太学生自家也不愿意拿自家前途去和手段圆熟的当朝宰执硬碰硬。

    所以这十年来，太学安稳，殊少动荡，仅有两次闹出事端。

    一次是嘉定二年的时候，临安知府赵师睪处罚了两个违规为他人经营田产的武学生，结果导致武学、太学诸生相继投牒罢课、上书声援，说赵师睪擅自处罚学生，蔑视学校，不有君父。史相为避免结怨于士，罢去赵师睪临安知府之职，太学生的劲头也就过去了。

    另一次则是大金国两分之后，朝中商议岁币事宜。不少太学生闹哄着，请斩继续支付岁币的乔行简以谢天下。乔行简其人，本来就是史相推出来的传声筒，史相用他试探过了，自有一整套的手段来继续支付岁币，还藉着定海军开拓海贸的机会，重设淮南钱监，凭空生出了两家合作的本钱。

    那一趟，毕竟不是直接冲着史相，也没什么难对付的。

    可眼前这趟，却非同小可，这些年轻士子们忽然暴躁起来，把史相和周国公合作的收获，全不当回事了。他们上千人堵在皇宫跳着脚，提出许多荒唐无稽的要求！

    这些太学生恣意行事，嘴上调门起得比天高，难道真想打仗，真要去挑衅北方强邻？那根本不可能呢，他们就是要干扰正常的政治秩序，矛头直指史相！

    史宽之深恨彼等，以至于有些羡慕定海军持刀砍头的利落作派。

    周国公郭宁在北方建立的，是个彻头彻尾的武人政权，武人既是军队的骨干，也通过军户荫户的体系，成为地方政务的主体，更倚靠军队内部的教学体系，培养周国公信任的人才。在这个体制之下，文臣只起到协助梳理的作用罢了。

    更不消说中都城里的太学充斥女真贵胄子弟，那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。就算没事，周国公都不会允许他们肆意妄为；他们一旦生事，自然大刀阔斧排头就砍，人头滚滚之后，天下太平。

    但这种手段，能用在大宋么？

    不可能的。大宋讲究的是衣冠礼乐、仁义道德，可不似北方汉儿那般粗鲁好杀！史宽之仔细想想这种屠杀手段，顿时浑身冒冷汗。

    太学绝对不能乱，但是太学生却轻易碰不得。这些年轻人背后，是千丝万缕的官宦婚娅，是千千万万张护身符。

    所以史相的当务之急，是弄清楚太学生们伏阙上书，背后究竟是谁在煽动？朝堂因此动荡，谁会得益？己方对朝堂、对临安行在上下的掌握，哪里出了疏漏？

    这些令人焦头烂额的难题，史弥远自然有专门的部下去头痛应付，而史宽之则跑来面见李云，按照昨夜史党诸多智囊们商议的结果，提一个釜底抽薪的要求：

    请你们姑且别提什么兄弟之国，也别卖好了。两国之间的关系，周国公可以有你的意图，但也得按着大宋朝的节奏，按着史相爷的意思一步步地来。

    归根到底，就算最终两国达成兄弟盟约，也不能是郭宁主动提出。那种姿态与大金国的行事风格相比，未免太软弱也太讲道理了，立刻就引发许多蠢货得陇望蜀。

    史相难道还真能按着他们的要求，去倒逼北方强邻？已经让赵方试过一次，碰了一鼻子灰。还要继续生事的话，当真打起仗来怎么办？

    伯侄之国的关系还是姑且延续下去吧。如果某日里伯侄成了兄弟，那必须是史相爷纵横捭阖，从北人手里逼迫出的成果。

    其间的整个过程，一年半载也成，三年五载也成。只要史相爷控制着双方的谈判进度，便在朝中有了进退自如的余裕，还能趁此机会继续调动诸多亲信，将之塞到一个个官署里。

    最终有了成果以后，史相爷还要靠这个成果给自家贴金，要拿来大张旗鼓地炫耀，用以压制朝野间蠢动之人！

    说白了，一切都得有利于史相执政，一切都得有利于朝堂稳定。任何事情